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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只要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乐意出钱，欧元区国家就能够用自己的资金解决主权债务危 机。
在最为快速直接反应舆情的网络上，讥讽的声音压倒一片。直到2007年，十四年里央企没有上缴一分钱利润。
日前，国资委公布了《央企2010年度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从披露的数据来看，整个央企的运营情况良好。遥想1995年全面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之时，1/3明亏，1/3暗亏，对比2003年组建国资委的时候，所有央企的利润合计为2400亿元，今天中石油一家的利润就达1241.8亿元，足可见国企改革颇见成效。如此庞大的投资，央企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信托投资机构的角色。这些年不断出现的电信资费、电价、油价、高铁争议，实际上就是民众利益和央企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当初为了国企改革能顺利进行，政府以趟地雷阵的勇气打破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现象本身就比央企亮丽的成绩更值得注意，如果一项资产的所有者对该项资产不断盈利增值不仅不感兴趣，而且非常厌恶，这实际说明了这项资产已经不能给其所有者带来好处，反而是其负担。相反，因为央企的介入，原本扭曲的市场更加扭曲，造成了市场化的迟滞，乃至扭曲。贫富差距、低工资、高税收低保障、低实质城市化降低消费。
如财政部10月18日公布数据，2011年前9个月我国税收约7.13万亿元，平均每人每月约590元。低端的市场，要的就是低价，什么品牌、技术、质量、研发、差异化等就很难施展，这样的市场需求环境塑造的就是低端价格战。没有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没有国内市场的扩大和需求档次与层次的提升，那就没有国内企业产品成长的孕土，自然就难以成长起来产品升级、企业升级和产业升级，也就难以形成国际竞争力。做企业与炒房如此收益反差，谁让炒房不心动？如果能像股市一样投资门槛低，估计中国的炒房热和2007年的全民股票热差不多了。
但是，官员不是民选的，民众无法制约他们消减行政开支。所谓问题，就是规律之外人为的事情。
经济规律和人性决定，这种土地制度必然会制造高房价、房地产暴利和对房地产的升值预期。尽管近一两年房地产利润率下降，但依旧相当暴利，相对于多数行业的低利润更是如此。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就像2007年上证指数连破3000、4000、5000、6000点四道大关一样，房民不知要涨到哪里为止。这样企业的员工，无论产品卖到国内还是国外，工资低，待遇差，其劳动缺少价值补偿。
垄断是没有效率的，不仅垄断企业没有效率，它还要攫取垄断利润，吸噬其他产业企业的利润和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让其他产业的企业和劳动者变得更生存艰难。有了货币，就多了货币联结生产消费和货币分配财富。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美国扩张货币，以房地产热作为虚假的生产动力，以家庭信用消费继续透支未来消费购买力，且房地产热带来的地产升值进一步促使家庭透支未来消费购买力。低档产品有需求，企业也总难以主动放弃，至少是整个行业如此。
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扩大摊子尤其是进军房地产的企业，资金链压力上升。中高档产品有需求有利润，企业不会傻着不去做。
一位温州企业主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就是因为低端市场最大的竞争力是低价，品牌、技术、研发等难以施展，国内已经形成这样的不良环境和不良市场土壤，也已经形成这样的氛围和路径依赖，所以难以产业升级，在国际上处于不利位置，在国内也打的几乎无利可图，这就是中国实业的宏观环境所在。
在打压房价和紧缩货币之下，大约占房地产半壁江山的中心房地产资金干渴进一步上升。因而通货膨胀是劳动的敌人，它不仅是让劳动者辛勤劳动收入不断缩水、转给拥有资产的富人，偷走企业正常劳动的利润，还让财富的生产创造者与企业无心财富的创造并加入到通过资产价格变动而无偿攫取财富的虚拟经济游戏。市场经济是市场引导的，产业升级有其主观努力，但总是和起需求动力分不开的缺少这种证明文件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发文件。（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征收土地时，农民应该得到更好的通知和程序保护，并获得远高于现在的赔偿。不过，这种局面止于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此举是灾难性的，导致饥荒的爆发。
法律应至少规定，农民目前30年土地权利可自动续订，或大大延长30年的期限，此举或许可以大大提高农村的稳定程度。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越来越进步的法规，它们赋予了农民30年土地使用权、可转移这些权利的能力以及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可得到的有限保护。
事实证明，上世纪80年代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土地私人所有回归的运动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中国有整整一半的人口仍生活在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务农为生。
中国农民目前仍缺少土地权利，这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中央政府应考虑提供充足的专项资金来支持文件下发工作，把地方官员的升迁或处罚与其在文件下发工作方面的表现挂钩，同时进行独立的实地评估，以对实际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中国不宜再做耽搁。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前不久的一项调查对个中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努力消除农村和城市不断加大的生活水平差距方面，中国政府开始力不从心。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拥有合法地契的农民进行提高生产力的长期性投资(如温室、果园、水利和梯田建设等)的几率可增加76%。今年批准通过的一个规定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仍赋予了国家太多权力，给普通农民的权力则少得可怜。
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估计，通过全面执行现有法律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中国政府实际上可将农民的土地价值(仅农业用地)提高约7,500亿美元。这就引起了麻烦，因为快速增长的土地需求促使地方政府为了商业目的而努力征收土地。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在调查中的另一项重大发现是，只有16%的合法地契上写有妻子的姓名，绝大多数只有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的姓名。首先，只有约一半的中国农民获得了正式确定其30年土地使用权利的基本法律文件。
去过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当地显而易见的繁华，但在农村，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却面临着迥然不同的现实。HANSTAD是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和CEO，该所是一个全球性组织，与多个政府合作，帮助穷人获得土地权利。农民可能成为地方干部精心策划的强制性交易的牺牲品，后者把土地提供给商业性开发商。地方当局受中央政府的委托下发这些文件，但其本身却常常缺乏这样做的政治意愿或资金。
打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1979年首当其冲的主要改革之一。印度、尼泊尔、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等多个国家的经验表明，法律文件上写有妻子姓名不仅可巩固其权利，还可提高妻子以及全家的幸福感。
由此出现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为更大比例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制造业创造了条件。其次，在地方政府征收土地时，农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足够的保护。
共产党执政初期，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时，毛泽东对土地私有制曾一度欣然接受，农业生产力也因此得到了提高。他们为自己的土地被强制没收并出售感到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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